毛泽东卓越的政治修辞能力令世人震惊，他的这一突出特质，使得“笔杆子”的影响力绝不亚于“枪杆子”
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传奇的故事，其中显著的一个是：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，以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为座右铭，他戎马半生，指挥过震惊世界的“三大战役”，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摸过枪。与此相关的是，天眷奇才，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，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，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，似乎子弹总是与他擦肩而过，呼啸着远远离去。
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，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，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。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、英国剑桥大学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·斯金纳（Quentin Skinner）教授认为，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“政治修辞艺术”，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。由此，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“政治思想史的革命”。换而言之，在更经常的政治过程中，真正产生支配性影响的“笔杆子”，绝不亚于“枪杆子”。
昆廷·斯金纳教授如果懂中文，毛泽东一定会成为他重要的研究对象。
毛泽东嘴里的“辩证法”
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，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。什么叫“dialectic”（辩证法）？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，很复杂的一个舶来品“大词”，但在毛泽东嘴里，“辩证法”会把人笑死。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“什么是辩证法”时说：“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……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……不是天赋的，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，如看见人，看见狗…… 问三岁的小孩子，你妈妈是狗还是人，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，这里头有同一性，有个别性，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，这就是辩证法。”
两天以后，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，再次解释了“辩证法”。他说：“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，死人叫做白喜事，我看很有道理。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。结婚可以生小孩，母亲分裂出小孩来，是个突变，是喜事。一个人分裂出两个、三个，甚至八个、十个，像航空母舰一样…… 新事物的发生、变化、灭亡，老百姓都叫喜事。人死了，开个追悼会，一方面哭鼻子，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，确实是喜事。你们设想：如果孔夫子还在，也在怀仁堂开会，他两千多岁了，就很不妙！”
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，“左”和“右”是一对敏感的字眼，并没有严格的“学术”定义，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。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，其中说到：“什么叫左倾？什么叫右倾？好像妇女生娃娃，七个月就压出来，就是左了。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，就是右了。” 一语道破，“直译”主题。
毛泽东不仅不会说“官话”，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“假、大、空”特别讨厌。同样是要强调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”，毛泽东的表达则是“羊肉”、“板鸭”和“火腿”：“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，也不能使南京板鸭、云南火腿不好吃……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羊肉、鸭子应当更好吃，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，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。”
批评“大跃进”时期刮“共产风”的危害时，他要求地委书记们做到“三不叫”：“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，不要重复…… 作价入社与否，总之，不要死牛。中国共产党如果要有本领，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，要做到‘三不叫‘：人不叫，牛不叫，猪不叫。叫了就有死的可能。”
在党的公开会议上，毛泽东“报告”仍然是这种风格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，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，而在政策。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 “共产主义”定义为“公开抢”。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：“生产队，生产小队，普遍瞒产私分，深藏秘窖，站岗放哨，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。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、抢产主义，写一个条子，普遍过斗拿走。我以为生产队、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…… 他生产的嘛，马克思百年前讲过‘多劳多得’，他懂得马克思主义。”
“一个是瞒产私分，一个是劳动力外逃，一个是磨洋工，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，白天吃萝卜，晚上吃好的。我很赞成，这样做非常正确，你不等价交换，我就坚决反抗。”
“猪只有一条，你有他就没有，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。”“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，共产主义没有饭吃。天天搞共产，实际上是抢产…… 旧社会叫做‘贼‘，红帮叫做‘抢’，青帮叫做‘偷‘。抢和偷，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，地主叫经济剥削，资本家叫剩余劳动，也就是剩余价值……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，有一点就拿走…… 群众普遍反抗，于是翻箱倒柜，进行神经战，一顶帽子‘本位主义’一框。你框农民，就看出你没有办法，叫什么共产主义，还不是公开抢？”
讲到“基础工业”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，毛泽东用“身体”作比。“两个拳头，一个屁股。农业是一个拳头，国防是一个拳头。要使拳头有劲，屁股就要坐稳。屁股就是基础工业。”（1964年6月6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）谈及“干部锻炼”，他要“放火烧身”：“放火烧身，可不容易；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，包括我在内…… 所以一定要放火，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，五年再焚，一个五年计划里头，至少放两次火。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，不是就好了吗？”（1957年 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）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“文革”中被扭曲为“火烧”、“油炸”和“喷气式”。提倡“鼓足干劲”，毛泽东号召“向细菌学习”：“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，它虽小，但是在某点上来说，他比人厉害。它不讲迷信，干劲十足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目中无人，它要吃人，不管是谁，它要钻进去。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，你有了病，它也要吃掉你。在它看来，什么人都不算数。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，不比某些人强吗？” （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）发扬“民族风格”，他要制造“中国的概念香肠”：“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……如干部下放，军官当兵，五项并举，蚂蚁啃骨头，是中国香肠，不出口，自己吃。”（1964年3月与毛远新的谈话）
霸气天成的“毛式语体”
毛泽东讲究修辞的“气势”，形成了霸气天成的“毛式语体”。他反对照搬照抄的“鹦鹉”态度，对不合理的“洋模式”主张修正：“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，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，害死人，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，前呼后拥，不许参观，不许上馆子，不许上街买鞋……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，搬苏联的很多，害人不浅。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，制造浪费，制造官僚主义。”
1957年3 月在成都会议上，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“技术”极其不满，喝斥为“贾桂作风”。他说：“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，似乎还要当下去。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，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，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。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，应该平等待人。”
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·J·利夫顿（Robert Jay Lifton）甚至认为，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“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”，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：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，任何人也不怕。不怕别人整不整，顶多没有饭吃，讨饭，挨整，坐班房，杀头，受冤枉。我没有讨过饭。要革命，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。被敌人杀了不冤枉。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，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：一个不杀。但是坐班房、受点整也难说。”（1957年3月8 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）
众所周知，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，毛泽东怒不可遏。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“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，看不起人，靠资格吃饭，做了官，特别是做了大官，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。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。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，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，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。靠做大官吃饭，靠资格吃饭，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。因此，要破除官气，要扫除官气，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。谁有真理就服从谁，不管是挑大fen的也好，挖煤炭的也好，扫街的也好，贫苦的农民也好，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，就要服从他们。如果你的官很大，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，也不能服从你。再说一遍，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，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，也容易扫掉了，因为他们孤立了。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，摆架子、摆资格、不平等待人、看不起人，这是最低级的趣味，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。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防止大国沙文主义，就有可能了。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，以科学的态度，以谦虚的态度，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，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，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，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。” （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）
毛泽东的“自己评价”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。1966年7月8日，毛泽东经反复思考，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“黑话”的信，信中说：“我历来不相信，我那几本小书，有那样大的神通。现在经他一吹，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，真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，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，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……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，他从洛阳走到成皋，叹到：世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……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。我少年时曾经说过：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。可见神气十足了。但又不很自信，总觉得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。但也不是折中主义，在我身上有些虎气，是为主，也有些猴气，是为次。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：山尧山尧者易折，皎皎者易污。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这后两句，正是指我。”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“政治镜像”。
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，在经历了一个“语言学转向”，途经“解释学转向”之后，现在则进入了一个“修辞学转向”。或许毛泽东不会想到，在他去世30年之后，其思想不仅还活着，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顶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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